蓝鲸夜总会有个坐台小姐绰号林青霞，身高1米72，生得肌肤如雪、眉目如画、双峰如锅，江湖传闻，看过她的身体的人都已经狂喷鼻血而死。有一天晚上她接待了一个香港客人，第二天就买了两套房子，好一点的自己住，差一点的租了出去，房客中有一个经理，有一个总经理。
有个人跟老婆离婚，分家产时吵得嘴上生痔疮，其人大怒，摧心一掌，打得老婆跌落尘埃。其老婆虎啸一声，正待疯狂反击，听见老公咬着牙说：“丢！我再给你加一点！行了吧？！”这一巴掌值二千万。
奔驰600差不多可以算是最豪华的车了吧，有个潮州人有十几辆，他只喜欢这款车。有一次他在深南大道上兜风，不小心跟另外一辆美洲虎轻微碰撞了一下，交警赶过来盘问不休，潮州人听得不耐烦，击节长啸：“这车我不要了！”不是说大话，一年之后那辆车还呆在停车场里，轮胎上长蘑菇，真皮座椅里住了一窝耗子。
不用叹气，这不算奢侈。在深圳，还有更奢侈的东西，那就是：爱情。
爱情。
韩灵到深圳的时候，正是肖然开始发迹的日子，所以他一直说韩灵有旺夫运。那时肖然已经离开了蓝园公寓，在粤海工业村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1993年肖然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腰里还颇有点余粮。那时的深圳股市热得象火山爆发，连厕所看门的都会画K线图。有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拿机关枪在深圳街头扫一梭子，十个死的有八个都是股民，剩下那两个还是股评家。肖然的顶头上司牛侄儿是他们公司最先入市的，买进卖出几回合就赚了两万多。肖然一直都记得牛侄儿当时的情状：象只痔疮发作的猴子一样坐立不安，每过几十分钟就要打个电话问一下股票价格，连上厕所都不忘计算深发展的市盈率和净资产。肖然吃了几笔回扣后，资产已经达五位数之巨，看牛侄儿炒股炒得欲仙欲死，不禁贼心骚痒，从银行里取出1万元钱，在27.8元的价位上买了350股深发展，不到两个月就猛蹿到39块2，生性保守的肖然不敢再捂，果断地了出货，一转手就赚了四千多。没过几天，韩灵毕业来到深圳，为了赢得佳人芳心，肖然不顾家底地带她去了深港海鲜城，那天的肖然分外风骚，身穿一件青灰色的风衣，油头锃亮，白眼瘮人，周润发见了都要出一头汗。服务员过来点菜时，肖然右手前伸，戟指笑谈：“白灼虾、鲍鱼、圆贝，”韩灵看了一眼菜价，惊恐万状地吐了一下舌头，右手狠狠地捏了他一下，她不捏还好，这一捏越发激起了肖然的万丈雄心，他看了一眼满脸涨红的韩灵，猛地挺直腰杆，气冲斗牛地对服务员说：“龙虾有吗？来条龙虾！”
不知道是爱情的力量还是龙虾的力量，那天晚上，肖然对韩灵实施的侵略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初经人道的肖然在前半场一直不得要领，一接近球门就抬不起脚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折腾了半夜，两个人都累得大汗淋漓，韩灵坐了一天火车，实在是困得支持不住了，打着哈欠摸了摸他的作案工具，说要不然算了吧，先睡觉，等明天再说。肖然正满腔悲愤，一听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哑着嗓子骂了一句，说我操他妈，我还不信了呢！说罢悍然前冲，韩灵被攻了个措手不及，皱着眉头大叫一声，两手紧紧地箍住肖然，指甲在他背上划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那天是蛇口一家工厂的厂庆日。深夜之后，歌声和笑声依然未息，一些窗户明亮，另一些窗户渐次暗淡。天空中繁星闪烁，那些星光经过了几百万年的漫长旅程，幽幽地照临人间，人间安静而美丽，灯光遥远，人影模糊，一切悲欢都已睡熟。
今天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日子。
我也是。
肖然紧紧地抱着韩灵，叹了一口气说，我就算现在死了，也觉得不缺什么了。韩灵轻轻地拍了他一下，说你胡说什么。肖然突然激动起来，翻身坐起，说真的韩灵，只要你在我身边，我死都是笑着死的。
窗帘遮住了星光，屋子里漆黑而寂静，一些隐约的笑声在空气中轻轻飘荡，象是神秘的预言。隔壁的婴儿突然夜哭，哭声若断若续，象征着人类最初的苦难。肖然俯下身，贴在韩灵耳边轻轻地说，“灵，你是我这辈子永远的、唯一的新娘，如果有一天我们分开了，不管我有多少女人，我都会从她眼睛中，看到远处的你。”韩灵突然难过起来，把头深深埋进肖然的胸口，过了一会儿，她肩头耸动，嘤嘤地哭了起来。
那年肖然23岁，韩灵21岁，他们的全部资产加起来不到两万元。他们永远的洞房，粤海工业村旁边那栋破败简陋的屋子，在2002年初被拆成一片瓦砾。那时鞍山的韩灵已经下岗，在街道居委会的支持下，她开始自谋生路，找隔壁的老鳏夫宋世杰帮忙做了一辆白色的小推车，每天在大街上卖稀饭和高丽咸菜。有时一天也卖不出去多少，老宋就会拿着大盆来把剩下的全包了，然后憨厚地笑笑，说我最喜欢吃你做的咸菜啦。就在肖然死的前几天，韩灵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躺到了老宋的床上，大概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碰过女人，老宋刚一碰到她就一泻如注，扑通一声趴在她身边，一句话也不敢说。韩灵拿卫生纸简单擦了擦身体，然后轻轻搂住老宋皱皮松松的脖子，说老宋啊，你可真是个好人。这时月亮滑过中天，楼群间光影重重，眼角布满皱纹的韩灵突然心里一动，象茫茫黑夜里的火花一闪，她把头深深地埋进老宋的胸口，然后在心里轻轻地问：
肖然，你在深圳还好吗？
陈启明是典型的傻人有傻福，毕业后分回老家的粮食局，干了一年多，实在忍受不了行政机关水裆尿裤的办事风格，再加上领导一直看他不顺眼，说某人参加过暴乱运动，政治上有问题。说得某人恨炸胸膛，一怒之下写了长达万言的辞职报告，从政治体制抨击起，一直抨击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公粮制度，最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到了他们科长每天占着茅坑长达半小时的事。在报告的结尾，陈启明庄严地发表声明：“我觉得辞职首先是个良心问题，其次还是个智商问题，粮食局这个破地方，只有白痴才能呆得下去。”他们科长本来还打算假惺惺地挽留他一下，一看到这句话，差点气爆了前列腺，颤抖着四肢签了“同意”二字，这样陈启明就成了粮食局最早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
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22岁，30个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在作梦，梦里的深圳象一个玫瑰色的天堂，鲜花、美酒、欢呼，似乎人一到了那里就会变成金身。在这种不可自拔的情绪中，世界缤纷可爱，连弥漫着汗臭和尿骚味的车厢也象是镀了一层金边。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高档轿车的窗玻璃，优雅地挥了挥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亲切地对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他们科长花900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亮得象许大马棒的盒子炮。
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象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漩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默默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唯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钱且有房子，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60几倍，“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20年，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你说，”陈启明咬着牙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
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她问，“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你和她说什么呢？”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她认为陈启明入赘黄村长家的行为无异于滥砍盗伐、杀鸡取蛋，用鞍山话讲，叫“顾头不顾腚”，“黄家会一直有钱吗？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你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就算他们家真有钱，你又能控制多少呢？别忘了，你始终是个外人。”
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又黑又胖，皮肤粗糙得可以磨刀，一张典型的热带脸，两只外翻的鼻孔，满口茶色的牙齿，一笑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肖然一想起她的形象就不停地皱眉头，好象黄芸芸就坐在他脑袋上，“就算这些你都能接受———对，关上灯都差不多，眼睛一闭张曼玉，被子一蒙钟楚红嘛，但是，你听说过张曼玉有那么厉害的狐臭么？”他夸张地比了个呕吐的姿势，“就算你没有意见，你的鼻子也没有意见吗———你到底有没有鼻子？”
陈启明当然有鼻子，而且快气歪了。听肖然放完厥词后，一直隐忍不发的陈启明拍案而起，脸上青筋跳，嘴里白沫飞，结结巴巴地怒斥肖然：“你爱韩灵的脸蛋和身材，我爱黄芸芸的钱和她当村长的爸爸，你你你……你凭什么以为你比我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