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常委，安徽太湖人。1920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州西北大学。回国后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创办妇女职业学校 ，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远东区副主席。


刘王立明 (1896-1970)



刘王立明(1896—1970)，女，本姓王，因纪念丈夫刘湛恩，复姓刘王，字梦梅，小名杨顺，曾用名扩志洁。县花园杨铭屋人，晚年定居北京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0岁时，进福音堂小学读书。民国元年(1912)保送九江儒励书院，5年毕业，留校当教员。同年因考试成绩合格，获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民国4年，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任世界妇女节制会驻华代表，同年，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任主席。她努力创办书刊，宣传妇女解放，争取中国富强，出版有《快乐家庭》、《自强之路》、《中国妇女运动》、《生命的波涛》、《婚约》、《珍堡梦》、《小珍寻母》等书，其中《生命的波涛》荣获国家一等奖。她还在上海、成都、广元、香港等地创办过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工艺社、赈救工业社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上海发动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病员，还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工作。民国27年4月7日，丈夫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暗杀，她忍住悲痛，赴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四川叙府创办难童教养院，抚养来自襄樊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同年7月6日，她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出席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陈贫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当时参加参政会议的中外记者，称她是“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32年9月，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代表董必武严词驳斥后，刘王立明登台质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抗日、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指责何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制造摩擦，破坏团结”。这次会后，她被排挤出参政会，有人劝她“言语要谨慎些，免遭祸事”，她回答说：“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33年10月，当选为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妇女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抗日，从事各种爱国民主活动。35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她受民盟中央的委托，在胜利托儿所宴请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年7月11日和15日，昆明民盟负责人李公仆、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她与陶行知在上海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由陶行知主持该会工作。陶去世后她接替陶的工作。36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到香港参加筹建民盟临时总部工作，并当选为该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香港期间，参与创办《远东通讯》(英文版)，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曾两次被香港警署传讯。

    民国38年(1949)初回到北京。6月1日，代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被选为代表。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大典。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1954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坚持派她率代表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会上，她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驳斥了埃及代表污蔑中国生产、输出麻醉毒品的谰言，促使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回来，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有人对她说：“基于来去自愿的原则，你如果想出国，可以提供方便。”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关进监狱，受折磨三年零八个月，1970年4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74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主同盟中央、全国妇联在北京政协礼堂为她举行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刘澜涛、李维汉、庄希泉、荣毅仁、胡愈之送了花圈。史良、季方、胡子昂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京的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常委都参加了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致悼词。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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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王立明，1896年生，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1966年9月被上海的红卫兵“斗争”三天后送上海公安局关押，1970年4月15日死于监狱中。时年74岁。

刘王立明本姓王，刘是她的丈夫的姓。她是太湖县人,1917年考取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在位于芝加哥的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1928年和1932年，她是国民议会参政员。1933年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她曾参与反对执政党国民党的活动。

1949年，刘王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当选为代表。此后，曾任全国政协第2、3、4届委员，第2、3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

1957年刘王立明被划成“右派份子”。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刘光华是《文汇报》驻京记者，也被划成“右派份子”。他们是“母子右派”。

1966 年文革开始。刘王立明在文革前半年她跌断了手，因此到上海与女儿同住。1966年9月，刘王立明被上海交通大学的“代代红红卫兵”揪走，并遭到大会“斗争”。红卫兵还抄了她的家，拿走她家里的照片资料等等。当时红卫兵来抓人、抄家和“斗争”人，说来就来，不需要任何公文手续，被攻击的对象也不能问。但是她的家人知道，红卫兵是在上海权力当局的同意下做这些事情的。

刘王立明被红卫兵“斗争”了三天之后，被送到上海第二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在黄浦江边。开始的时候，通知家人去送过衣服。过了很久，她被正式逮捕，转移到别处。她被关在什么地方，家人就不知道了。

刘王立明被指控为“美国特务”而被逮捕。她曾经在美国留学，她的大儿子在美国留学后留在美国生活，就是指控她是“特务”的根据。从法律的角度说，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从当时的权力当局的总意图来看，是容易理解的。他们要在中国割绝西方思想和制度的影响，需要打击和清洗社会中在西方世界受过教育以及和西方世界有亲属关系的人。　

她并没有被正式判刑，但是长期被关在监狱里。这是文革中大量发生的事情。法律程序被彻底打破了。刘王立明被关了３年８个月后，死在监狱里。１９７０年，刘王立明的女儿接到口头通知，说刘王立明已经死在监狱中，是心脏病死的，尸体已经处理掉了。她没有得到正式的死亡证明书，也没有得到母亲的骨灰。

刘王立明的儿子刘光华成为“右派份子”后，先被送到“清河农场”“劳动教养”。清河农场是北京的一块“飞地”，离北京３００里远，不在北京市界内，但是属于北京市管，是专门用来“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北京的人的。三年多后，他得到“解除劳教”，但是仍然留在农场，后来，又被转到东北的一个农场，那里离北京更远，也像清河农场一样属于北京市管。后来，他又被送到东北的普通农村劳动，直到１９７８年。他收到母亲的死讯，是在母亲死亡两个月后。

刘光华被划成“右派”，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大学学生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９日贴大字报 “鸣放”的报道。刘光华说，他在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２日到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在５月１９日那天开始贴大字报批评时政。北京大学中共党委副书记崔雄昆让人扯去大字报。刘光华报道了这些事情。他是新闻记者，所受的新闻教育使他认为新闻记者的首要责任是报道事实。《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先后发表了这篇报道。形势很快急转，上面从号召“鸣放”变成了抓“右派份子”。刘光华因为这篇报道被划成“右派份子”。

２０００年笔者访问刘光华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手里并没有这篇文章，也已经记不清他的这篇通讯是哪天发表的了。笔者闻此，深感资讯失落的严重性，甚至一个记者都未能保存有跟自己的苦难遭遇有如此大关系的一篇文章。

后来，笔者在北京大学１９５７年出的一份刊物《论坛》上见到关于这篇报道的一段文章，照录如下。这不是刘光华的原文而是攻击他的文字，但是可以了解到一些他写了什么。

反动通讯――“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作者刘光华

这篇反动通讯刊登于文汇报５月２５日，这是一篇政治煽动性的通讯，他不仅污蔑了党，而且认为同学们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正义行为是“杞人忧天”，把右派分子歌颂为“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把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说成“是对北大领导的一服治病救人的清凉剂”。

这篇通讯的作者刘光华是什么人呢？他是文汇报的一个青年记者，是罗隆基小集团分子刘王立明的儿子，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过去曾在和大编过“展望”，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在和大时曾经被斗过，他很不满，要写申诉信给香港的报纸上发表。

文革时代，当刘光华在农场劳动的时候，给他带来灾祸的那篇报道里写到的北京大学领导人崔雄昆，１９６８年在北京大学里投水自杀了。这也许是有些人在１９５７年绝想不到的事情。革命把越来越多的人送进上了死路，包括充当过革命动力的人们。

１９７８年，是毛泽东死后缓慢开始松动的一年。刘光华到上海和他的妹妹一起为母亲写申诉。申诉送到上海市政府，回答是“维持原结论，敌性内处”。

刘王立明的“原结论”是“敌性内处”，从字面上很难懂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简称，缩略语。文革时代很多人得到这样的一个“政治结论”。一个词用得多了，就有了简称。不知道的人，一定觉得十分费解。这个“结论”的全称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发展出来的专用名词。按照这个理论，可以把人定成“敌我矛盾”后，任意处罚。这是一个直接破坏法律的理论，其危害却一直没有被清算。

她的儿女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申诉。胡|耀|邦当时是部长，正积极推进“平反”工作。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组转给他们，说要解决问题。

刘王立明的女儿收到信的第二天，上海市公安局叫她去公安局。她去了。公安局两个处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我们研究过了，维持原判，敌性内处。”

这时候，刘王立明的女儿拿出了昨天收到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那两个人马上说：“刚刚宣布的不算数，以后再通知。”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刘光华和妹妹又托人到北京询问，胡|耀|邦的秘书说已经给上海打电话了。

胡|耀|邦的秘书两次给上海打电话后，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和公安局副局长一起研究给刘王立明平反。平反是在１９７９年宣布的，１９８１年３月，全国政协给她开了追悼会，把她的骨灰盒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子，因为她死时没有留骨灰。

就在这种让人精疲力尽的寻求“平反”的过程中，关于刘王立明以及和她经历类似的人的政治思想和道路的分析与反省都被忽略了。

在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太湖县志》（合肥：黄山书社）中，关于刘王立明，有两千多字的记载，介绍了她曾经在１９３０和１９４０年代如何与国民党政府抗争，还强调了她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为共|产|党政府做的工作，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对她的赞扬。但是县志中关于她在文革中被关和死亡，只占了一行。

这种写法相当典型，表明了１９９０年代的一种潮流，抹去文革的血痕，加固毛泽东的权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