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新晋商
文/记者 侯耀晨
山西晋商在清末民初的覆灭已经化为一声浩叹，但是作为曾经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本，它对今天的山西和山西的商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山西在近代是明显的落后了，恰恰由于落后，有可能成为东南沿海等地密集制造业及外商进入的优选之地。同时，国家正在力推的和谐社会、中部崛起等政策也给山西造成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对晋商的前世今生作一点反思的工作，而不是单纯的赞美可能对新晋商的崛起有所助益。
晋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毋庸质疑，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挑刺，挑刺是因为热爱它。
五百年修炼
何以不成大器？
明清之间，经过五百多年的商业奋斗，最终修炼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最后，随着大清的衰败，可圈可点的晋商帝国在民国时期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土崩瓦解，至今一蹶不振。
为什么五百年的商业经验和智慧，不能使叱咤风云的晋商集团度过最后的劫数呢？“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被一些学者以及今天的新晋商作为晋商无法历尽劫波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论点，我们反过来有一问：为什么明亡了，晋商不亡，清亡了，晋商就跟着倒台，晋商惯于跟当局打交道，这难道是它必然的宿命吗？
俗话说，大器晚成，500年都无法成就更大的气度，晋商的败落，其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自己的基因里探寻了。
晋商在明清间发迹，最可依赖的动力是资源优势，就是盐;其次是明清之间处于重要战略过渡地位的的地缘优势，以及人多地薄的生存压力。在这五百多年中，虽然有过王朝的更替、战乱、天灾以及人祸，但晋商的外部环境优势却大致是持续和稳定的，这可以说是晋商发迹以及壮大的黄金时期。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晋商的提问应该是，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
一百多年前，上海等地广为流传着一首讽刺晋商的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
这句民谣彷佛一句谶语，点中了晋商的要害。因为晋商再有钱，最大的理想脱不过那些土财主想法：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儿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儿子几辈子都用不完。
这种土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人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比起他们的先辈，土气之中，更多了些俗气和无聊。
晋商的土气，不能全怪他们。因为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大量的山西商人死在西北地区的商路上，也不知多少具尸骨中才能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
也许是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延续了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
西北地区至今流传着《走西口》，由于陕北民歌的强势，外间以为这是陕北马帮的创造，其实比起晋商，陕北马帮根本不值一提。《走西口》最早的版本，实际上是终年罕见热炕头的山西商队的创造。是山西女人们送别老公和情人时的哀歌。
被女人们的泪眼和愁肠送走的男人们也有自己的哀歌。其中最著名的歌儿是这样唱的：“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黄花梁为什么让山西贩子们如此难受呢？
过去的晋商过雁门关后再走上两天的路程，就到了一个村庄叫做歧道地，爬上这个村子附近的黄花岭，他们可以看到两条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这两条路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是哪条路上不会丢掉性命还能赚点钱呢？这些赶脚汉们不能不感到惆怅，因为两条路上都死过无数的人，也有人活着走回来。
生存还是毁灭？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哈姆雷特的终极问题。
哭够了，唱完了，这些必须赚钱回家男人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老天爷，他们脱掉自己的鞋子，随便一扔，鞋子落到哪里，他们就走那条道。
数百年来，从山西走出来谋求光宗耀祖的商人们就是这样“用脚投票”，跟命运打赌。他们就像中国的西部牛仔，最终如愿以偿的总是少数人。山西北部有个小城镇叫做河曲，与内蒙古隔河相望。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城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放河灯的习俗。据说这个风俗从清代就开始了，在德高望重的老船工指令下，大家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代表了客死异乡的灵魂，人们希望这些河灯能把一个个凄苦的鬼魂带回故乡去。
无数的人死掉了，侥幸没有死去的人一代一代富起来了。俗话说，三代富室才能修炼出来一个贵族。这里的贵族应该是有远见，有风度，胸怀天下的大气之人。山西的土财主们是否孕育出了这样的贵族呢？
很难说，也许走了几个世纪走得太累了，他们醉心于盖房子，一代接着一代盖，然后住在高门大院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在山西太原附近有个乔家大院，据说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个大院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它的规模还会更大。现在，乔家大院成了山西“大院文化”的活见证之一。
这些大院的主人平时如何生活呢，山西票号的创始人雷履泰富起来后，在其故乡修了很大的宅院，人们忘记了他的村名细窑村，而直呼为“雷家堡”。“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雷家堡的后人们如此介绍雷履泰的奢华生活——他在自己村庄里的奢华生活。
宁愿在一个小村里，一个小县城里奢华老去，也不愿生出其他的理想。这就是历代晋商巨富的人生选择。
当晋商帝国崩塌后，山西老宅院的余威还在震动着后来的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宋霭龄这个在泡在上海的女贵族被狠狠地教育了一把。在跟他的老公孔祥熙回家省亲前，她对山西是瞧不起的，认为那是一块艰苦和原始的地方。
然而在老公的故乡太谷县，她享受到了上海小女人八辈子都享受不到的奢华。十六个农民抬着她的轿子走进了孔祥熙的村庄，在孔家大宅院里，竟有七十多个佣人在听她的使唤。而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很多人家早已司空见惯了！
众所周知，孔氏家族后来替蒋介石把持着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他大约是晋商集团的回光返照，但是无法发扬光大晋商彪炳于世的信誉，随着蒋介石远赴台湾，中华民国的金融系统留下了现代金融史上最丑陋的一页。
对于今天的晋商集体来说，如何才能完成当年晋商集团的“星球前传2”呢？
唯一的办法可能是：起来，不要再做土财主！
“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你真的是纯粹的商人吗？
这样的故事总是生命力最强的。
北京有个“都一处”的老字号，《晋商》中记载了它的传奇来历：
“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说明了山西商人的趣味，当然，其他的商帮也脱不开这仰仗权威的恶俗。
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顶上，通常有两个龙头。
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官商结合，这是晋商集团的驰骋天下的秘笈之一，一直到今天，山西商人还是脱不开官本位的思维定势。
晋商集团过去依靠这官商结合的运作手段，曾经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
在朱元璋手里，他们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取“盐引”；
由于在明清交战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八位山西巨商受到顺治皇帝的亲自接见，享受了“宴便殿、赐服饰”的超级礼遇，并被奉为“御用皇商”。
雍正皇帝平定青海叛乱时，后勤供应发生困难，山西商人范毓宾主动请缨，他的爷爷早年就是蒙受顺治皇帝封赏的八位“皇商”之一。范毓宾后来“毁家抒难”辗转沙漠数万里，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军粮的任务。他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的特权是：与西北游牧民族自由贸易。
由于接待并赞助西幸的慈禧太后有功，山西商人得到了经营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以及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特权。
不仅仅这些细节，包括此前开辟通向俄罗斯巨大茶叶市场的“茶叶之路”的垄断权，也都有着多年来的官商结合的铺垫。
山西商人在与当局密切合作，遭到当局勒索巨额“捐助”的同时，也通过跟当局的“博弈”获取特权，比如在1850年迫使朝廷默许“以汇兑代替运现”，从而获得汇兑官府银两的特权。
除了通过官商结合获取极大商业资源，过去的晋商集团由于捐助有功，朝廷也投桃报李，封给他们大大小小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花钱买了四品知府的官衔，他的二掌柜毛鸿翙给自己祖孙五代人都买了各种头衔。利用这些头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内幕消息。
晋商集团在走向辉煌时期这种官商结合的传统，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但也给后来的晋商们带来不利的定势思维，比如山西民营企业家中的李海仓就是山西著名的“红顶”商人代表之一，李身亡后，围绕他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在力求革除这种官商结合的弊病，因为它导致了商业运作的不公正。如果山西商人还停留在官商结合的习性中不能自拔，不能摆脱祖先留下的这些不应该继续发扬的商业运作模式，新晋商要重新振兴山西的经济，乃至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恐怕是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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