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年广九在执秤卖瓜子。他炒出的瓜子香脆可口，很受顾客欢迎。

      7月2日，安徽芜湖，73岁的年广九从兜里掏出一摞名片，小心翼翼抽出自己的一张，随即把背面朝上，单手递了过来。

　　名片背面用红色字体印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的话———农村改革期间，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几行红字要比正面年广九的名字大一号。作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九曾两次遭受牢狱之灾，两次被邓小平公开提起，经历过四次婚姻，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个体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名片背面的话，就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提到的。彼时的年广九身陷囹圄，邓小平的话客观地改变了他的处境。经历了这次低谷，“傻子”的事业，又一次起步。

　　两台吊扇在天花板上旋转，简陋的铝合金窗和水泥墙壁围起的楼层，除了做库房，还是年广九的会客室和办公室。这栋坐落在芜湖最繁华的中山路步行街的三层小楼，是10多年前盖起的，如今与周围的大厦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年广九说自己没有文化，是个泥腿子，不讲排场，不拘小节。

　　他的确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说话间隙，他会用手挖着鼻孔，弹射出去，再用刚才的手指给记者递烟；说到愤怒处，他会吐出脏话，假牙也会喷出来，他再捡起来一把塞进去，然后哈哈大笑。

　　现在，年广九还在经营着他的“傻子瓜子”，并在全国多个省市设立了“傻子瓜子”专卖店。

　　虽然年广九踌躇满志，但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傻子瓜子”已逐渐淡出，变成了一个符号。

　　与政府部门联营

　　那时候，我就像你们知道的那个“骑士”

　　【背景】1972年，年广九开始做瓜子生意，就在生意蒸蒸日上时，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雇佣工人。1984年，年广九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了103个，自己也成了百万富翁。由于超过了当时国家有关个体户雇工最高8个的规定，“年广九是新型资本家”的声音传到了中央。

　　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到了傻子瓜子，表示如果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邓小平的态度让年广九踏实不少，但他为了保险，还是寻求“红帽子”与政府部门和国营单位联营。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生意慢慢做大，靠的是什么？

　　年广九(以下简称“年”)：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认个死理，做生意不能骗人，得讲信誉，我炒的瓜子味道香，个儿大，还足斤足两，时间长了，别人都认我这瓜子，名气大了生意越来越好做，七几年我就是万元户，后来干脆就挂着“傻子瓜子”的牌子卖。

　　新京报：可后来明知道招工人数超标，为什么还要招呢？

　　年：当时需要这样的人带头啊，社会上那么多闲散劳动力，怎么安置？没地方安置，那个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带头吸收他们，我就是这么想的，邓小平也是这么想的。

　　新京报：你招人有什么特殊条件吗？

　　年：条件很简单，首先要有力气，那么多原材料和成品需要搬运；其次身高要在1米7以上，炒瓜子时得看得清温度表。另外，就是要有文化有涵养。别看我不识字，我那时手下的工人，很多都是高中毕业。

　　新京报：当时有些人说你雇工是剥削，是资本家，你怎么看？

　　年：这一点我的工人最了解。我从不搞面子工程，几十年了我都没用过豪华办公室，也从不用公司的钱买豪华轿车。那些钱省下来还不如扩大生产，给工人发了呢。

　　当时我的很多徒弟，现在都发展得很好，我的技术就是品牌，他们学到了。我雇了工人，也带动了一批人富起来。

　　新京报：面对一些人的揭发，你是否考虑过放弃雇工？

　　年：(揭发我的)那些人是吃干饭的，说话不走脑子，事实证明我是对的。那个年代应该个体带动国营，八几年的时候，我的工人月薪就有500多块，就是我放他们走，他们都不肯走。

　　后来有人举报到邓小平那里，当时邓小平就说放一放，看一看，还对着质疑的人说“傻子都懂了，你们还不懂”。

　　虽然我是做生意的，不是搞政治，但他这个话我懂，这是命令，是支持我这么搞的。

　　新京报：但事实是，你后来寻求了联营的方式。

　　年：那就是个“红帽子”，八几年的时候私营企业还是受限制，很多个体都是死的死，亡的亡，我得为企业找出路啊。

　　很多官员不懂得经商，他们想方设法要阻拦你，我只能暂时妥协，没办法才和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与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两家签订联营协议，成立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

　　新京报：在那个时代，联营与个体对你来说，会带来哪些变化？

　　年：联营以前，我在昆山的一个瓜子厂，一年可以赚几百万，但联营以后，我的月工资只有520块钱，搞得朋友老婆都骂我真成傻子了。我第一个老婆不止一次地吵，“一年放着百把万不赚，去赚那一万块。”最后和我离婚了。

　　我是全国第一个搞联营的个体户，这么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探寻私营企业在当时发展的新路。

　　新京报：探寻新路会有哪些压力？

　　年：主要还是雇工的问题，有些官员就是看不惯，中央都同意了，地方上老是有人不执行，对付他们就很头疼。那时候，我就像你们知道的那个“骑士”(唐吉诃德)，就是和他们斗，说到底还是和当时那个体制斗，需要转型，需要突破。这就需要有人带头，没人站出来就只好我站出来。谁让邓小平提到我了呢，我有这个责任。

　　新京报：现在看来，你觉得那条“新路”是成功的吗？

　　年：对我个人来说算不上成功，但对于当时的私营企业来讲，的确是一种突破和尝试。毕竟我们活下来了，也发展得很好，事后也证明这种方式可以复制，很多企业都是这么过渡存活下来的。

涉嫌贪污被羁押

　　我恨自己太聪明，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是非

　　【背景】联营的方式未能让年广九平安无事。1989年，单位员工揭发年广九在任公司总经理时贪污并挪用公款。随后，年广九被羁押了30个月。法院一审曾认为证据不足，但检察院抗诉。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南巡时，年广九公司的员工在街头挂出横幅，“傻子欢迎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看到横幅的邓小平说，“傻子都做到深圳来了，不错。”这次点名，让年广九看到了生机，数日后他获得了自由。

　　新京报：联营后不久，你被起诉并羁押了，这次挫折是怎么回事？

　　年：1985年全国兴起有奖销售，我搞的有奖销售奖品是小汽车，按照计划本来是稳赚几百万的。但中纪委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我一下子亏了本，当时就有人要动我。我准备联系区里领导座谈，说明亏损不是经营不善，而是政策原因。谁知道，当时新芜区的区长没来，我一气之下冲到区政府把他揪出来打了。

　　后来，我们单位有个员工可能被收买，做假账告我贪污挪用公款。上面派人来查，当面问会计，“你们负责人是不是贪污了，你要说实话，如实检举有功，否则你是包庇。”当时会计翻出原有的账本，一把摔在桌子上，“你们自己看。”

　　就这样，我还是被关起来了，检察院也开始起诉我。(后经法庭调查，年广九在联营期间虽然账目不清，但不构成贪污。)

　　新京报：邓小平南巡时提到“傻子瓜子”，你当时意外和惊喜吗？

　　年：没什么意外和惊喜的，邓小平不可能不为我讲话，这我预见到了。他是希望经济体制改革的，我是带头人，别人不敢干的我敢干，他不保护我保护谁。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只是觉得上面更信任我了，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新京报：你当时被放出来时，状况如何？

　　年：想抓我就抓我，想放我就放我，拿年广九当什么了？我那时在芜湖看守所29号牢房，折腾了好些天。1992年3月13日，芜湖市委的轿车来接我，我才肯出去。那天很体面的，和别人出去都不一样。

　　新京报：如果小平南巡没有提到“傻子瓜子”，现在的你会有什么不同？

　　年：这个问题我不爱听。邓小平不可能不给我平反，他必须是要给我平反的，这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想到这一点了，我也想到了。

　　当然，我出来之后，儿子们看不起我，老婆也开始给我脸色。但还是有企业请我过去，一个月工资5万，一次付三年的。我没答应，我还要东山再起呢。

　　新京报：你的名片上还印着邓小平的话，是不是很崇拜他？

　　年：崇拜谈不上，这只是为了证明他和我都是正确的。我还没有崇拜过谁，甚至还恨自己，恨自己太聪明了，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是非。

　　当然，改革肯定要有牺牲，我愿意做这个牺牲。是时代选择了我，是我在引导体制的变化，历史赋予我这个责任了，当时都是“经济政策看傻子”。所以，我又带着人重新办瓜子公司。

　　再次创业有想法

　　我不怕竞争，我从不向银行借一分钱

　　【背景】1994年11月20日，年广九成立了“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这是年广九东山再起的起点。不过，此后曾与另起炉灶的儿子因商业竞争遭受损失。后来，在与儿子联合成立集团公司后，因不满被排挤又重新拆分企业。

　　新京报：现在“傻子瓜子”发展的规模如何？

　　年：我现在全国至少有七八个工厂，年产值有40多亿。几乎每个省都有我“傻子瓜子”的专卖店。我主要精力也都放在北方市场，我的老婆就在郑州帮我打理。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能适应现在的市场竞争吗？

　　年：怎么会不适应？举个例子，我在郑州开完店回芜湖，竞争对手知道了都很紧张，成天念叨着，“年广九回来了，年广九回来了。”他们怕我。

　　我和他们的营销模式不一样，他们都是通过超市。我通过专卖店销售，零售批发都可以，资金比他们回笼得快。

　　新京报：生意上你有自己的绝招吗？

　　年：做生意不要怕竞争，怕的是沉不住气，我经历的太多了，什么都看得开。凡是和我竞争的企业，到最后都落了失败的下场，因为我把货源都垄断了，他们根本没有货源。

　　在销售上也是一样，你开一家，我就在你周围开几家，包围你。我儿子当初和我竞争，最后不也是失败了吗？

　　新京报：可有人说，“傻子瓜子”还是家族式管理，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年：那他们还是不了解，我和儿子早就分家各干各的了，他们有自己的公司，我也有我的公司，我手下的员工都是单独雇的。

　　别看我年纪大了，但做生意从不输给别人，光傻子瓜子这块牌子就是无形资产。虽然产业是我个人的，但工人愿意跟着我干，每年的产值都上升，跟着傻子有肉吃，怎么没空间呢。

　　新京报：你已经73岁了，有退休的计划吗？

　　年：儿子到现在还靠我的技术挣钱呢，很多原料厂家都靠我的买卖发展。我闲不下来，做生意从不觉得辛苦，反倒很愉快。

　　做生意重要的不是文凭，是头脑，是胆量，是一点点拼出来的，这和打仗是一个道理，我做生意这么多年，员工相信我，顾客相信我，政府也相信我。

　　新京报：那你对“傻子瓜子”的未来发展有怎样的设想？

　　年：不能说，这属于商业秘密，不能让对手知道。我只能透露还是竞争，这个我不怕。我也不会像有些企业靠贷款经营，我从不向银行借一分钱。很多厂子冒充我的牌子，以前我打假时也遇到过，但是很无奈。假货对企业的影响太大了，这点我还是希望工商部门能够支持我们，一个私营企业发展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好像名人的机遇要多一点，其实机会给我们的很多，关键就是要把捂

让傻子瓜子褪去政治光环

　　与中国市场经济共同打拼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都有历史自觉意识，傻子瓜子品牌持有人、“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九也不例外，他自觉地把自己与中国市场化、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舵手邓小平联系到了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私营业主必须挣脱不同阶段的锁链。现在来看，年广九作为市场经济发轫初期的企业家代表，显得粗糙而原始。他面临的是投机倒把罪、雇工超过8人即为新型资本家的指责，而他的解困之道是把自己与支持改革的政治人物捆绑在一起，办联营企业戴红帽子以牺牲利益的办法寻求政治安全。

　　一切枷锁似乎已经过去，现在的企业家代表是把金融资本与实业资本结合在一起的施正荣、马云，他们不必在投机倒把的刑事指控中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对于技术与品牌的把握与年广九不可同日而语。

　　但一切又似乎没有过去，那些为了寻求经济安全戴上红帽子的企业，到现在还处于产权纠纷与国有资产流失的原罪指控之中，宗庆后等人与外资的产权、品牌纠纷，追根溯源，无不与红帽子企业阶段有关。

　　不仅如此，民企的发展空间仍然受到限制。我们可以从许多文件中看到政府对于民企发展的支持，但在实践层面上，民营企业的玻璃天花板无处不在，隐形歧视贯穿在资源配置的方方面面。中国要真正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任重道远。

　　中国企业改革支付了过于沉重的成本，红帽子企业就是内耗式成本的象征。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红帽子企业在房地产市场等仍然在蔓延，这不能不让人感慨既得利益的强大。

　　毫无疑问，年广九的时代已经过去，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以低价劳动力为竞争优势的传统企业逐渐褪色。

　　但年广九所代表的企业家创新精神应该受到保护，就商业价值而言，傻子瓜子的品牌效应应该历久弥坚。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和中国无数制造企业的品牌红不过十年一样，傻子瓜子的品牌并没有成为瓜子品牌中的生力军，我们无法从超市、从商业广告觅得傻子瓜子的踪迹，这其中既有产权保护不周的弊端，也有年广九这一代企业家无法形成现代企业概念的先天缺陷。傻子瓜子成为政治品牌，而不是商业品牌，这是中国商业的不幸。

　　中国需要培养能够创造品牌附加值、提升商业价值链地位的本土企业家，这是目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当务之急。每个时代都需要年广九式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敢于吃螃蟹、有创新精神，有不屈服的勇气，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给企业家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减少政府的计划———尽管避免重复竞争是出于好意，却与市场经济的根本理念对立———减少对于特殊国企的父爱式保护。

　　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转型，何止是对年广九式的企业家的考验，更是对政府经济决策、经济体制、竞争环境的考验，把所有责任推到企业家头上，其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

借“傻子”品牌的沉浮来谈目前中国企业的改制、转型问题，其中更是很好的诠释了商业品牌的真正内涵。“中国制造”俨然已成历史，目前迫切需要有影响力的大品牌，国内企业急需提升商业价值。

[ 本帖最后由 蓝莲花 于 2008-7-9 15:1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