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本书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的一本，由著名作家刘心武主编，配合语文教学，对《边城》这部名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并附有名家导读、读后感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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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劼人（1891～1962），中国小说家，翻译家。原名李家祥。四川成都人。中学时代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擅长讲述故事。1912年开始写作，1915年以後，任《四川群报》主笔和《川报》社长兼总编辑，写了大量时评、杂文和近百篇文言、白话小说，内容多为暴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1919年6月，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年底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1925～1933年先後在成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翻译、改译法国文学作品，创作了《编辑室的风波》等10馀篇短篇小说。1935年起笔、1937年完成的各自成篇又互为连续的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是他的代表作。3部作品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十几年间四川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革，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广博的社会知识和风土人情的描绘，使作品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独特的艺术风格。1921～1949年，他还翻译法国文学作品20馀种，主要有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萨朗波》，法莱士的《文明人》，罗曼·罗兰的《彼得与露西》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劼人选集》1～5卷。
《死水微澜》以四川为背景，以袍哥头目罗歪嘴和农民顾天成及蔡大嫂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为中也描绘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广阔社会画面，使史诗性质与世态人情的描摹高度结合，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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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lingying 于 2008-3-21 15:39 编辑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可谓是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汇聚到这个“冒险家的乐园”。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她于1938年凭借描写中国内容的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正在上海准备寻找一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赛珍珠虽然着力于写中国，但她毕竟是美国人，这就不可避免与中国文化有某些深层的距离与隔膜。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书而言，不是过于沉溺中国文化的情结中不能自拔，就是过于依恃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肢解中国文化。再加上天然的存在着这样的错位：懂得中国文化者往往英文不好或不够好，而英文好者又不懂中国文化或没有文学性。因之，要找一位英文好又真正懂得中国文化，而且文笔精确、流畅和优美的作者，来写一部有关中国的书，这对赛珍珠来说就如同一个梦想。为此，她费尽周折但却未能如愿。后来，赛珍珠从《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栏目中开始注意"林语堂"这个名字，因为林语堂的文章议论大胆、新鲜而准确，文笔清新、自然而优雅，但那时她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常常向人问起来："林语堂是何许人？"后来，林语堂创办《论语》等刊物，在大上海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幽默小品在文坛影响很大，于是赛珍珠将林语堂确定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合作人选。经过联系，赛珍珠找到了林语堂，二人约定在林语堂家里见面。

　　1933年的某一个晚上，赛珍珠被林语堂邀请到家里吃饭，当赛珍珠谈起不满于中国题材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时，林语堂兴奋地说："我倒很想写一本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当得知林语堂的一些想法与自己相近，赛珍珠更是喜出望外，非常热心而激动地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写呢？你是可以写的。"赛氏还禁不住说出自己藏在心里的这个想法："我盼望已久，希望有个中国人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经过一番交往，赛珍珠决定让林语堂来写这本书。林语堂接下这个写作任务后，埋头写了十个月的时间，最后在避暑胜地庐山脱稿，书名《吾国吾民》。《吾国吾民》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作者希望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赛珍珠在序中说此书"是关于中国最完美、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有关中国的杰作，全书渗透着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而林语堂在自序中声称："本书不是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西方的'爱国者'而作，只是为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而写。"《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林氏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在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在本书中他发挥自己“两脚踏东西文化”的优势，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不管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赛珍珠对林语堂这本书作了淋漓尽致的赞扬与推介。而面对这部深刻剖析古老中国的专著，一向持重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也请著名评论家伯民撰写书评。他认为："林具有在欧洲、美国等地生活的丰富经历、这使他能够以慧眼全方位评论西方的文化习俗。他对西方文化有着丰富的认识和了解。他的笔锋温和幽默。该书是以英文写作、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力作。"扑面而来的盛誉，使《吾国吾民》在欧美作家占据的世袭领地上，一举荣登畅销书排行榜，仅1935年发行后短短的4个月内就创造了印刷发行7版的奇迹。它在世界各地供不应求，伦敦的威廉·海涅曼（WilliamHeinemann）公司在1939年又出版了该书修订本，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该书后来成为林语堂在西方文坛上的成名作与代表作。

　　《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作者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其颇费苦心的描述与小心翼翼的评价，无不让人感到美国人明恩溥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已成为一种照临或逼视中国民族话语的目光，所有相关叙述，都无法回避。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同样不能避免。不过这并不能说《吾国与吾民》缺乏独特的认识价值。尽管作者是从整体来观照中国，但其中仍然包含了作者极具个人性的认识，譬如《生活的艺术》一章。在这一章中作者将旷怀达观，陶情遣兴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予以充分的传达，向西方人娓娓道出了一个可供仿效的“生活最高典型”的模式。故深受西方人的欢迎。

　　在读到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时，我有一种难言的忧伤。中国作家确实离不开中国现实的观照角度。这也说明谈中国问题必须正视中国之现实状况，那种无视中国现实的浪漫书写仅仅只能成为文字的炼金术，与真实的中国无关。《吾国与吾民》虽以中国文化之光明面为描写之主体，但有了第十章，那种感时忧世的心怀泊泊而出。不过《吾国与吾民》一书在中国的影响似乎甚微，这与林语堂那种“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的立场有关。西方人对《吾国与吾民》大加赞赏，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过于陌生，一切都觉得有趣。但我们中国人可能觉得林语堂所写的内容平平无奇，一切都是老生常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提到这个问题时说：“此书的中文版译文甚差，许多精彩的文字译者都没有看懂。”可能有翻译上的原因，但真正的原因并不是翻译上的原因。就我个人重读《吾国与吾民》来说，确实感到书中所写的东西似曾相识，很像是有关中国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之大杂烩；最致命的是缺乏对中国人的深刻的认识，而仅仅流于表面上的书写，大多数的篇章中基本上是介绍性的文字，没有发现与惊喜。《吾国与吾民》让我们知道认识中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厚厚一本的《吾国与吾民》并不比鲁迅先生的杂文更有助于我们对吾国与吾民的认识。

　　不过问题有时并不是这样简单的。《吾国与吾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确实没有太大的意思。然而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吾国与吾民》让西方人知道何谓“中国文明”。事实上，西方一直流行着一种来自想象与真实掺杂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认为中国是完全堕落的“另类”，是文明畸形，“中国人把一切仪式都搞得精细繁复，但又都愚蠢透顶。连他们的绘画都显得荒诞不经，物象都变了形，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更有甚者，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冥顽不化，千百年来死守着一些先代流传下来的陋俗恶习。”而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健康、真实的中国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吾国与吾民》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再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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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是诗集，由164首小诗组成。冰心一生信奉“爱的哲学”，她认为“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在《繁星》里，她不断唱出了爱的赞歌。她最热衷于赞颂的，是母爱。除了挚爱自己的双亲外，冰心也很珍重手足之情。她爱自己的三个弟弟。她在后来写作的一篇散文《寄小读者.通讯十三》里，还把三个弟弟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冰心赞颂母爱，赞颂人类之爱，赞颂童心，同时她也赞颂大自然，尤其是赞颂她在童年时代就很熟悉的大海。歌颂大自然，歌颂童心，歌颂母爱，成为冰心终生创作的永恒主题。

《春水》是《繁星》的姐妹篇，由182首小诗组成。同样是在《晨报副镌》上最先发表，不过《春水》的问世要比《繁星》晚三个月。
在《春水》里，冰心虽然仍旧在歌颂母爱，歌颂亲情，歌颂童心，歌颂大自然，但是，她却用了更多的篇幅，来含蓄的表述她本人和她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烦恼和苦闷。她用微带着忧愁的温柔的笔调，述说着心中的感受，同时也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和表达着要认知世界本相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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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lingying 于 2008-3-21 15:41 编辑 ]

《传奇》——苍凉哀婉的女性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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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有小说《呼兰河传》、《生死场》等。
  《呼兰河传》1940年写于香港，1941年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是萧红后期代表作，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画面，表达出作者对于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的否定。不少研究者提出的作品所流露的那种“孤寂与苦闷”的情怀，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予以理解。
    当然，最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作品的独特的艺术个性。茅盾对此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堪称精当——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越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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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但因违背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父母亲的意志，遭到了各自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强烈反对。其时，担任村干部的流氓恶棍金旺，亦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罗列罪名，趁火打劫，对小二黑和小芹进行残酷迫害，几乎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夭折。后由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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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lingying 于 2008-3-21 15:46 编辑 ]

                        《围城》的作者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作家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1910—1998），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192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5夏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37年秋由英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1938年秋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暨南大学等校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其中1939年冬至1941年夏曾赴国立师范学院（设在湖南蓝田）任外文系主任，这段经历构成了《围城》的主要地理背景。钱锺书作为作家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1937年至1947年间。
1949年后，钱锺书不再写作小说散文，而继续其青灯黄卷的学者生涯，不断拓展学问的广度和深度。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1998年12月18日病逝于北京。
钱锺书在周岁“抓周”时抓到书，就正式取名“锺书”，此后终其一生锺情于书，倒是名符其实。他遍读中、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等文字的文史哲典籍，并能融会贯通，形成博大精深而又自成面目的学问。他读书极其专心，过目不忘，感兴趣的段落篇章，即使过了几十年还能探喉而出，随口成诵。10岁时，由于他爱“胡说乱道”，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为其取字“默存”，却似乎没有起什么作用。钱锺书一生无论对客谈天还是操笔为文，都是妙语连珠，辩才无碍；臧否人物也是心口一致，不吐不快，还常常讽刺挖苦，语必惊人。他的这方面个性特点，是构成《围城》艺术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钱老先生要他“默存”的愿望没能实现，是值得我们庆幸的。
钱锺书从1930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开始发表诗文，结集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学专著《谈艺录》、古代文学选本《宋诗选注》、论文集《旧文四篇》（后扩充为《七缀集》）、旧体诗集《槐聚诗存》、散文集《钱锺书散文》、文史哲研究专著《管锥编》等。其中《管锥编》是钱锺书的学术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人文学术界对人类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下面将要讨论的《围城》，则代表了钱锺书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围城》写作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解放后，钱锺书一直拒绝重印《围城》，国内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也从不提及钱锺书及其文学创作。但国外汉学界却极力推崇《围城》，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一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钱锺书“有节制的修改”的新版《围城》，以后多次重印，拥有大量的读者。特别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播出后，更是风靡一时。在互联网上，钱锺书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之一，仅次于鲁迅和金庸；而以单篇作品而论，《围城》说不定是点击率最高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围城》还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主要语种在国外出版。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钉，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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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创作的长篇小说。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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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立波，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这篇作品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作品主要人物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

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以赵玉林为中心人物，展现了元茂屯农民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后以赵玉林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结束。第二部写一年后萧队长带领工作队再进元茂屯，扭转出现反复的不利形势。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带领农民继续赵玉林等人的未竟事业，进行锄奸反特和对地主杜善人的斗争，最后巩固了胜利果实，并带头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上，深刻地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农村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面貌，热情地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奋起推翻封建主义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从而告诉读者：土地改革不仅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而且有力地启发了各阶层农民的阶级觉悟，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并且其中一些先进农民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中国农民在GCD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正朝着解放大道迅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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